加密货币监管：一场心照不宣的猫鼠游戏
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监管的无奈与现实的吊诡
在我国，对于加密货币的监管，与其说是雷霆万钧的打击，不如说是一场心照不宣的“猫鼠游戏”。表面上，监管的大棒高悬，明令禁止加密货币交易；但实际上，加密货币早已渗透到经济的各个角落。法律判决中，所谓的“尊重财产属性但不越过合法属性”原则，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不过是为这种灰色地带留下了喘息之机。一句“加密资产交易不受法律保护”，看似划清了界限，却无法阻止其暗流涌动。
监管者心知肚明，完全封堵加密货币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拥有庞大人口基数和复杂社会结构的中国，任何禁令都难以做到滴水不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密货币就像无孔不入的病毒，总能找到新的生存空间。于是，我们看到，从网络欺诈到洗钱，再到触目惊心的非法赌博，加密货币的身影无处不在，且涉案金额日益攀升。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监管模式，暴露出的是监管的无奈，以及现实的吊诡：既要维持表面的高压态势，又要容忍其在阴影中生长。
罪案温床？加密货币犯罪金额的惊人增长
如果说加密货币是技术创新的产物，那么它同时也成为了犯罪的温床。区块链安全公司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2023年，与加密货币相关的犯罪涉案金额激增10倍，达到4307亿人民币，约合590亿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让任何人都坐立不安。最高检察院的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去年中国起诉了303名涉嫌加密货币相关洗钱的人员。这仅仅是被抓到的冰山一角，有多少隐藏在暗处的犯罪活动，我们不得而知。
加密货币的匿名性和跨境流动性，使其成为犯罪分子洗钱和转移资产的完美工具。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在面对这种新型犯罪时显得捉襟见肘。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犯罪活动往往与传销、诈骗等其他犯罪形式相结合，形成复杂的犯罪网络，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威胁。加密货币，本应是技术进步的象征，如今却成为了犯罪分子手中的利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PlusToken：一场击鼓传花的庞氏骗局
要说加密货币犯罪的典型案例，2019年轰动一时的PlusToken传销案绝对榜上有名。这起案件不仅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虚拟货币传销案，也是公安机关侦破的首起以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网络传销案。参与人员高达200余万人，层级关系多达3000余层，涉案数字货币总值逾400亿元。这简直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庞氏骗局，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
PlusToken所持有的加密货币数量之巨，令人咋舌：高达50万枚比特币，超过925万枚以太坊，还有110.6亿枚狗狗币，以及184.77万枚莱特币等一众主流货币。这些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都黯然失色。PlusToken的崩盘，不仅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整个加密货币行业带来了信任危机。人们开始质疑，加密货币究竟是未来的希望，还是骗子们敛财的工具？
地方债务压顶：加密货币变现的诱惑与困境
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卖币化债的算盘？
地方政府的日子不好过，这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高企的债务率，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地方官员们寝食难安。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25年3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501650亿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足以让人感到窒息。其中，一般债务170225亿元，专项债务331425亿元。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地区总债务率甚至超过500%，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面对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打起了歪主意，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被查缴的加密货币。毕竟，这些加密货币价值不菲，如果能够变现，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浮出水面：卖币化债！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但同时也充满了风险和争议。
国际先例：美国政府的“韭菜式”操作
其实，地方政府想通过出售加密货币来偿还债务，并非是异想天开，国际上早有先例。美国政府就曾多次出售其持有的比特币。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政府的“炒币”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在过去十年中，美国联邦政府以3.66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大约19.5万枚比特币，平均出售价格仅为14736美元。按当前价格计算，美国政府因过早出售比特币已经损失了约161.4亿美元！这简直就是典型的“韭菜式”操作，让人不禁感叹：姜还是老的辣，美国政府炒币也不行啊！
今年1月，美国司法部出售丝绸之路扣押的65亿美元比特币时，一度引发市场恐慌。这说明，即使是政府行为，也会对加密货币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如果中国地方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出售加密货币，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PlusToken的幽灵：被掩盖的币去哪儿了？
既有查缴，必有处置。面对如此庞大的查获数量与现有的价格，对于地区政府甚至是国家而言，都已是不菲的一笔收入。与美国政府公开出售比特币不同，中国政府对于扣押代币的出售，始终没有完整且清晰的处理路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到如今，市场仍然不清楚PlusToken持有的比特币究竟是如何处置的。今年2月，CryptoQuant首席执行官Ki Young Ju曾爆料称，中国当局已经出售了PlusToken中查获的现价约200亿美元的比特币，但这一消息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PlusToken的幽灵，始终笼罩在加密货币市场之上。那些被查缴的比特币，究竟去了哪里？是被秘密出售，充实了地方财政？还是被挪作他用，成为了某些人的私人财富？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而这种信息不透明的状态，无疑加剧了人们对于加密货币监管的担忧。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总会滋生腐败和黑暗。如何才能让加密货币的处置更加公开透明，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暗箱操作？地方政府的隐秘售币之路
政企合作：心照不宣的财富转移
尽管对于加密货币的监管高压持续，但地方政府出售加密货币以充实地方财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问题在于，这种出售往往是在暗箱中进行的，缺乏透明度和监督。司法机关在处置虚拟货币时，普遍倾向于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清算和变现，政企合作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很容易滋生腐败。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些地方政府一直在利用私营公司出售查获的数字货币，以变现填补因经济放缓而紧张的国库。路透社提到，深圳一家名为“Jiafenxiang”的科技公司，自2018年成立以来，已代表中国江苏省徐州市、华安市和泰州市等地方政府在境外市场出售了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加密货币。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揭示了地方政府在处置加密货币问题上的冰山一角。
罚没收入的增加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官方公共预算数据显示，2023年，地方政府罚没收入达到创纪录的3780亿元人民币，五年内增长65%。虽然不能直接断定这完全与加密货币有关，但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
非法金融活动：监管红线下的灰色操作
问题在于，这种变现方式是否合法合规？根据《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尽管未明确禁止个人持有加密货币，但实体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投资交易活动是受到严格管控的。那么，地方政府通过第三方机构在境外出售加密货币，是否与现有的监管理念相悖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实就曾指出，这种处置“是一种权宜之计，严格来说，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目前对加密货币交易的禁令”。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监管的红线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境外实体的魅影：合规性风险的暗流涌动
在这种背景下，境外实体的引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知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刘正要律师指出，现有的行政处置方式通常有以下几种：一是境内+境外联合处置模式，即由境内代处置公司与司法机关/嫌疑人签订委托合同后，再委托境外的处置主体进行实质的处置。二是境内与境外的自由贸易区进行处置，通常以拍卖的形式进行。三是通过境外银行进行处置，境外银行具有虚拟资产与法币兑换的资质。四是由境外虚拟货币发行方回收虚拟货币变现处置。
这些方式，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到境外实体。这意味着，在处置加密货币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合规性风险。例如，是否存在职務犯罪？是否违反了禁止虚拟货币炒作的政策？是否触犯了外汇管理规定？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核心来看，现行处置方式，无论是通过第三方公司交易还是转委托境外公司变现，都存在合规性风险。对此，我国法律界也正在探索更为完善的监管机制，但距离真正实现规范化、透明化的处置，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监管迷局：何去何从的加密货币
法律界的探索：修补漏洞还是打开潘多拉魔盒？
路透社披露，律师们、高级法官和警方正在联合讨论关于罚没加密货币处置规则的修改。这或许预示着，监管层正在试图填补当前法律法规中的漏洞，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加密货币犯罪。但问题在于，这种修补是否会打开潘多拉魔盒，让加密货币在监管的夹缝中找到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此次研讨会是近几个月举行的多场研讨会之一，对所有建议开放，但不保证一定会被实施。这意味着，即使法律界达成了共识，最终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监管层手中。与会者和市场参与者表示，各方已接近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允许司法机构将加密货币认定为资产，并制定统一的程序来处置被扣押的虚拟货币。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意味着，加密货币的地位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三种“解题思路”：谁能拯救地方财政？
针对扣押资产如何处置更具经济效益，实现利益最大化，市场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目前，场内出售论、政府转让论以及集权管理论是最常见的三种观点。
- 场内出售论： 指的是在香港虚拟资产交易合法合规的背景下，通过香港虚拟资产交易所进行合作与售卖。这种方式效率更高，且可变相推動香港虚拟资产的发展。
- 政府转让论： 指的是内地政府将持有虚拟货币转让给香港政府，或者效仿香港境内的ETF，依托基金与资管公司将虚拟资产打包，从而构建ETF挂牌在香港售卖，又或者在香港设立加密货币主权基金。
- 集权管理论： 正如美国政府当前的举措，设立类似战略储备。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志浩律师认为有必要建设国家级处置体系，表示中国央行更有能力处理加密货币，应该将其出售到海外，或者像特朗普计划的那样，用扣押的代币建立加密储备。
利益博弈：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
这三种方案，各有优劣，也涉及不同的利益博弈。
场内出售相较其他两种方式更接近于现实，但仍然面临着监管的挑战。政府转让看似可行，但实则在利益分配方面存在巨大隐患，转让同时涉及变现时机与市场风险的把控，期容易产生利益方间的矛盾。而ETF的标的也需符合境内法律，部分ETF甚至需要链接内地用户，存在灰色地带与法律风险。集权管理的实施，如承认比特币作为储备，这其中隐含义是确认其合法性，这对于现行法规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不论是出于政策一贯性亦或是法律威慑，采用概率均以低论。
实际上，虚拟资产的财产属性意味着其处置很难由单一部门或特定机构统一管理，原因是涉及财政归属问题，此类案件具备明显的属地性质，即便是事权财权更高级别的政府，也难以直接入手操作基层地方的案件，这其中亦存在一定的历史原因。这意味着，即使中央政府有意集权管理，也面临着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
公开的秘密：控行为转向优处置？
总而言之，地方政府出售虚拟货币以充实地方财政，早已有迹可循，秘密处置也已然是一种相对公开的秘密，并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做法。但该种做法与现有法规存在明显冲突，这也是为何我国虚拟货币监管逐渐从控行为向优处置方向延伸完善。从处置模式而言，从单纯的向第三方卖币到引入代处置实体再到境内境外联合处置，我国虚拟货币处置模式已然经历数轮迭代，但仍未形成清晰、透明、高效的规范化流程。
未来，针对这一空白，我国极有可能进一步推动法律法规的优化，可以预见，从分散处置到规范操作已成趋势，在此类需求下或有一定概率会出现专门处置虚拟资产的牌照许可制度。这意味着，加密货币监管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变数。